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如果说华盛顿的性格巩固了新政府，那么，使得新政府得以顺利行使其职能的，就是汉密尔顿的天才。“象汉密尔顿、亚当斯和马歇尔这样的联邦党人都为他们的国家很好的尽了力。尽管他们并不信奉民主，但是他们的积极进取的国家主义有助于创建一个强大的、稳固的政府，这个政府最后能够被引向民主”。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1804年）是美国建国初期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独立战争时期，他曾担华盛顿将军的副官，被称作是华盛顿的“堪属无价之宝的参谋”。1789年联邦政府成立，华盛顿当选为第一任总统，汉密尔顿被任命为第一任财政部长（1789年9月——1795年1月）。他深得华盛顿的赏识与信任，是华盛顿政府决策圈内的核心人物，政府各项内外政策的制定都有他的参与和主导。他还是当时主宰政治舞台的政党——联邦党的领袖。这一切都使他成为美国建国初期一位极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他在财政、外交、宪法等各领域都作出了不同凡响的贡献。他提出的整顿财政与发展经济的纲领，不仅使美国从根本上结束了财政混乱，而且为美国以后的经济发展规定了方向。可以说，他是美国财政事业的伟大开拓者和奠基者。“如果说华盛顿的性格巩固了新政府，那么，使新政府得以顺利地行使其职能的，就是汉密尔顿的天才。”他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政治家，思维敏捷、勇于开拓。他的那些远见卓识的思想，对美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密尔顿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童年成为孤儿，很早便独立谋生。不幸的家世与艰难的成长，使他形成了自尊自强与坚韧不拔的性格。

　　1772年，在别人的资助下，他来到北美求学深造，不久就赶上独立战争爆发。他积极投身于北美人民反英斗争的洪流中，参加了北美大陆军。他当了一年炮兵上尉后，于1777年3月被调到总司令部，任华盛顿将军的副官。从此，他的命运与华盛顿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从1777年至1781年，他一直跟谁着华盛顿将军南征北战，共同度过了战争中最艰难困苦的岁月。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理解力、训练有素的文笔能力和勇敢无畏的精神。作为华盛顿的军事秘书、通讯员、参谋助手、使者，他出色的完成了被交托的各项任务，从而赢得了华盛顿的深切信任，成为华盛顿的最得力的助手。

　　他从在军队经历的艰难困苦以及战后亲身体验到的联邦政府软弱无力的窘境中认识到，美国要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必须建立一个坚固的诸州联盟和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战后，他一直为实现这一目标坚持不懈的斗争。

　　为结束联邦时期的混乱，他推动了制宪会议的召开。新宪法产生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批准宪法的运动中。他与麦迪逊、杰伊一起，先后在报纸上发表了85 篇宣传解释新宪法的文章，其中51篇文章出自汉密尔顿手笔。后来，这些文章被汇编成为《联邦党人文集》。美国政治学者克林顿.罗西特称该文集是“美国政治学迄今最重要的著作”，是美国“政治理论的经典著作”，是美国政治文献中“仅次于《独立宣言》和宪法，位居第三的文献”。正是在确保宪法获得诸州批准的“这最后的决定性斗争中，汉密尔顿对宪法事业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其后在实践中，他又阐明了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思想，为宪法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作出贡献。

　　在建国初期，汉密尔顿是最早对司法审查权给予明确而有力阐述的政治家。司法审讯权是指司法部门享有解释宪法和一切法律的权力，并享有宣布违反宪法的法律为无效的权力。制宪会议上，曾有人提出让司法部门享有司法审查权的意见，没有被会议接受，也就没有被写进宪法。宪法刚形成时，司法部门是三权中最弱的一个，与其他两权不能真正构成“三权鼎立”之势。汉密尔顿清楚的看到了这一点。制宪会议后，汉密尔顿在对新宪法进行解释的《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中，详细论述了他对司法权的看法。他宣称：“解释法律乃是法院的正当与特有的职责......对宪法以及立法机关制定的任何法律的解释权应属于法院。”“宪法与法律相较，以宪法为准。”“法院必须有宣布违反宪法明文规定的立法为无效之权。”

　　汉密尔顿明确阐述的司法审查权的思想，对于完善宪法及使三权构成合理的制约平衡关系，有重要的法律与实践意义。后来，司法审查权的思想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加以发扬光大。通过马歇尔的判案，才真正使司法审查权成为法院享有的一项无可置疑的权力。

　　汉密尔顿最早提出了“暗含权力论”和宽泛解释轮，从而开创了根据实际需要灵活解释宪法的先例。为进一步改善公共信用和健全金融体系，汉密尔顿要求国会批准建立国家银行。杰斐逊派认为，银行是鼓励投机和为少数人提供发财致富的手段，提出宪法没有授权政府批准建立银行的条文规定，以“违宪”为由阻止银行法案的批准。汉密尔顿为了捍卫银行法案和驳斥“违宪 ”的指责，提出了“暗含权力论”和宽泛解释论。他认为宪法授予政府的每一项权力中，就包含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的权力，这是暗含的权力。暗含权力象明示权力一样有效。他指出，必须宽泛解释宪法，才能使政府在应付纷繁复杂的行政事务中成为坚强有力的组织，否则是作茧自缚。

　　汉密尔顿的论证远远超出了批准银行是否合宪，而是涉及到在实践中如何解释和运用宪法的问题，同时他也用该理论赋予中央政府更大的权力和行动自由。汉密尔顿提出的“暗含权力论”和宽泛解释论，后来也被约翰.马歇尔加以继承和发展。以后最高法院在判案中反复使用这一理论，从而肯定了它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这样，“暗含权理论”在美国历史发展中就成为最有实用价值的理论之一。汉密尔顿提出的这一理论，几乎准确的预见了以后美国历史发展的需要，为美国宪法注入了活力。

　　汉密尔顿为结束美国财政混乱不堪的状况做出了卓越贡献。1789年当他任财政部长时，国库空空如也，战债积累不堪重负，信用濒临崩溃。他向国会呈交一系列报告，提出了他的关于整顿财政与发展经济的纲领。按照这个纲领实行了一系列财政政策，使长期积压的债务问题得以解决，重建了美国在国内外的信用，健全了金融体系，建立了一套完备的财政管理制度，国家有了稳定的财政收入，从根本上结束了财政混乱状况，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汉密尔顿积极参与外交政策的制定，因为他的财政政策与美国的外交政策紧密联系。美国独立后，在经济上仍不能摆脱对英国的依赖，进出口贸易主要与英国进行，财政收入主要依靠进口税，如果与英国发生冲突，汉密尔顿刚刚建立的财政大厦顷刻就会倒塌，因此他主张与英国保持友好。1789年联邦政府成立不久，欧洲战争爆发。在他的极力主张与推动下，华盛顿总统立刻发布了避免美国卷入欧战的“中立宣言”。其后不久，美英之间出现战争危机，他又积极推动签订了美英《杰伊条约》，使战争危机得以和平解决。他为美国早期外交注入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他告诫国人：没有固定的朋友，也没有固定不变的敌人。无论何时，都要坚决把美国的现实利益作为处理外交关系的重要准则。美国还是一个太年轻的国家，它需要时间成长，因此要极力避免卷入欧洲的冲突。他的这些思想被明确的表达在华盛顿的告别演说里，成为美国孤立主义外交路线形成的思想基础。

　　在建国初期，汉密尔顿是最早洞察到英国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的深远意义的政治家。他向国会呈交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论证了发展制造业的重要性，提出国家扶持制造业发展的措施。这一报告体现了汉密尔顿预使美国由农业国变成为工业国的强烈愿望。可惜，他的这一报告没有被国会采纳，因为当时美国还没有感受到发展制造业的紧迫性。他的报告受到他的同时代人的冷漠。但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当美国工业革命开始起飞的时候，这个报告成为美国人热切研究的文件。弗农.帕林顿称汉密尔顿似乎是美国18世纪领袖中的“最现代化的和伟大的美国人”。可以说，汉密尔顿是美国建国初期的资本主义代言人。

　　汉密尔顿在政治上是比较保守的，可谓是一位保守的共和主义者。他曾在制宪会议上公开宣称，“英国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 ”。杰斐逊派据此指责他为“君主主义者”和企图将英国式的君主制引入美国。尽管他赞赏英国制度，但是他从未建议在美国建立君主制。他拥护三权分立的共和制度，但是，由于他对人民和民主制度的极端不信任，他主张建立的强有力政府是高度集权化的。

　　汉密尔顿是个有鲜明个性的人。他思维敏捷，具有深刻的洞察力，有斗争的勇气和不倦的精力，对于为之奋斗的事业，有牺牲与奉献精神。他有许多值得称颂的品质，然而他也有极其突出的缺点和不足。他性格耿直，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同时又脾气急躁，一些作法不免失之谨慎；他不怕困难和任何阻力，敢于斗争，可是对不同意见，他也毫不容忍，不懂得妥协的重要性。作为政府官员，他直接参加党派论战，公开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指责同时政府官员的杰斐逊。1800年总统大选中，他又公开发表小册子直接攻击自己党的总统候选人亚当斯。这些冲动的做法，不仅使他失去许多追随者，也损害了他自己的声望。

　　汉密尔顿的财政政策的出台，引起了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与冲突，从而形成了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和以杰斐逊为首的共和党。两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作为政党领袖的汉密尔顿和杰斐逊在斗争中当然首当其冲。两位领袖成为强硬的敌手和“死对头”。在美国建国初期的政治舞台上，两位伟人的激烈斗争构成了极其引人注目的历史篇章。两位伟人尖锐对立，根源在于两个人有不同的社会理想及不同的建国方略。杰斐逊的政治理想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汉密尔顿则想把美国建设成象英国那样的一发达的工商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强国。两人在建国方略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人有不同的政治与经济建设的方针与主张。在政治领域，杰斐逊从对人民的高度信任出发，极力主张加大民选的立法议会的权力以有力制约行政部门；汉密尔顿则从对人民的极端不信任出发，主张建立一个高度集权化的行政部门以有力制约民选的立法议会。在经济领域，杰斐逊想走农业立国的道路；汉密尔顿则想走工商业立国的道路。两位伟人处处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寸土必争”。

　　汉密尔顿与杰斐逊这两位伟人之间的尖锐斗争，孰是孰非，200年来吸引了美国众多学者的注意。学者们不惜笔墨写出大量鸿篇巨著，对两位伟人做出评价，并从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角度分析两位伟人斗争的实质与意义。

　　总的说，特别是在“进步学派”占统治地位的20世纪上半叶，美国史学界明显存在着“抑汉扬杰”的倾向。二战后，“进步学派”的地位发生动摇。近几十年来，有众多美国学者写出赞誉汉密尔顿的著作，纠正了“抑汉扬杰”的倾向。随着世事的不断变迁，人们的思想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同时不断对过去进行反思，纠正偏激看法。美国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达成这样的共识：汉密尔顿与杰斐逊都是建国时代的伟人，都对美国历史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虽然这两位伟人尖锐对立，其结果是“相辅相成”。路易斯.哈克认为，美国已从不同角度接受了两位伟人的影响，如果美国人相信政治民主化是不可缺少的，就得承认杰斐逊的不朽贡献；如果美国人相信稳定的政治制度和有尊严的政治是必要的，就得承认汉密尔顿的不朽贡献。“两个人的贡献都是巨大的。”“我们都是杰斐逊者，我们都是汉密尔顿者。”纳尔逊.布莱克说，“象汉密尔顿、亚当斯和马歇尔这样的联邦党人，都为他们的国家很好的尽了力。尽管他们并不信奉民主，但是，他们的积极进取的国家主义有助于创建一个强大的、稳定的政府，这个政府最后能够被引向民主目的。”尽管在美国仍有学者对汉密尔顿的历史地位提出挑战，但已不属于美国史学界的主流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