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英国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也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多年以来，中国研究鸦片战争的文献不少，大多数的研究者都以传统儒家思想的“忠”、“奸”为标准，将战争中涉及到的人物划分为两派，鸦片战争成了以林则徐为首的忠臣，和以琦善为首的奸臣的较量——因为奸臣当道，所以导致了战争的失败。这样看待问题始终没有跳出中国中心论的圈子，把一项国际争端当成了朝廷上下“投降派”与“抗争派”的口水战。有人认为，如果当初重用了忠臣，战争局面会是另外一番场景。
然而，如果我们能够冷静的看待1840年的中国，我们会发现，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一切国家事务由皇帝一个人决定，集权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皇帝不但是国家的象征，也是国家事务的处理者，身边没有可以商讨的智囊团，只有几个尚书之类的高级秘书，他们对皇帝的旨意唯一能做的就是一一照办。这种管理模式是英国人始料未及的，甚至时任英国首相巴麦尊在递交国书的时候写的是《英国首相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他们以英国的君主立宪模式推断中国管理全国事务的应该是相当于首相的宰相集团。
英国人万万没有想到在中国却是由道光帝一个人决定天下大事。这对于皇帝的人选提出了神一般的要求，但道光帝却不是神，他只是一名资质平庸的普通人，他对于战争的认识基本上是错误的，对于事务的处理也左右不定，惊慌失措。
满清统治者始终没有离开“天朝上国”的原则，他们认为世界是中国的一部分，而非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他们基本上没有处理国际事务的意识和能力。查阅清朝档案可以看到，所有处理鸦片战争的文档资料都归类于剿抚档，而不是理藩院和兵部，他们把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侵略当成内部事务来处理，类似于外夷造反之类的事情，要么“剿”，要么“抚”。
满清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他们对汉民族为首的其他民族的高压统治和压迫比对“外夷”更为苛刻。满清的军队基本上不是用来作为“国防军”的，而更像是“警察”，用来处理国内事务，监督、镇压国内的各种叛乱和反抗。这对军队的要求并不高，使用一些简单的冷兵器即可解决问题，当这样的军队遇上武器和战术经过工业革命洗礼的英国军队的时候，不堪一击是当然的了。
当时的民众普遍缺乏一种国家观念，以当时的客观条件，因无近代通讯手段和大众媒体，许多民众对发生在沿海地区的战争冲突并不知情，民族主义仅存在于士绅阶层而未深入下层民众之心，许多人还意识不到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存在；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满清统治者对汉民族的民族情绪（若严格按儒家学说，满清亦属“夷”），进行了长达两世纪的压制。
尽管出现了“三元里抗英”事件，但是这一事件的真正意义在于：三元里等处民众进行的是一次保卫家园的战斗，而不是投身于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尽管其中的某些士绅有着传统民族主义色彩的号召，但他们着力的重点且最具影响力的仍是对保卫家园的宣传。英方的文献又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场景，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英军虽有一时的供应不足之虞，但在总体上不觉困难，一些民众向他们出售粮食、畜禽、淡水，以图获利，另一些民众为他们充当苦力，从事运输，以求工值。这些被清方文献斥为“汉奸”的民众，在交战地区几乎无处不有。至于英军在进行甚至开战之时，成群的民众躲在远处观看这难得一见的“西洋镜”更是在英方文献中屡见不鲜。
中国的历史长达几千年，中国的老百姓在历史的变迁中对诸如改朝换代之类的重大变动都习以为常，只要不触动他们的眼前利益，逆来顺受又成为另一种传统，谁当皇上就给谁纳粮。满清的皇帝也未必比浮海东来的“红毛”统治者更为可亲可爱。在三元里抗英之前，英军曾统治舟山长达半年，绝大多数的民众还是做了顺民甚至“良民”。
与此相反的是，具有国际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在西方是伴随着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而产生的，在此期间的《圣经》翻译成被视为“土语”的民族语言，教会势力在日益壮大的世俗力量面前的退缩，各级封建领主势力被国家政府权力削弱，使得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地的人民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认同了自己的民族，这种民族主义又反过来催生、助长民族国家和民族文化。
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不难想象，要求普通民众甚至士兵，积极主动的反抗外敌是多么的不容易。而万众一心的英国人则可以千里迢迢来到中国进行掠夺。
抛开西方侵略主观上的非法性，可以说鸦片战争是两种社会制度和东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从其结果看出，民主战胜了专制、东方文明的衰落、西方资本主义的欣欣向荣，在这样一种国际趋势下，不是假一两人之手可以扭转战争局面的，不管是林则徐，还是关天培，他们的贡献是个人的，鸦片战争中所有士兵的鲜血从战争本身来讲是白流了，因为这场战争注定要失败，但是从民族的发展道路来讲，他们的牺牲提醒我们不断反省，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难免经历失败，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才是民族发展的前提，希望这种反省是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