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曹、刘孰为正统的问题，从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在正宗的史学著作中，大致自
朱熹的《通鉴纲目》起， 一般都奉
蜀国为正统，以魏、吴为唐国。至于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中，从来就有尊刘贬曹的倾向。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刘 备是“帝室胄裔”，多少有点正统的血缘关系；二是
刘备从来以“弘毅宽厚，知人待士”（陈寿《
三国志•先主传》） 著称，容易被接受。
《三国志演义》用“依史以演义”（李漁《三国志演义序》）的独特的文学样式，描写了起自黄巾起义、终于西晋 统一的近百年历史。文章渗透着作者主观的价值判断，重塑历史，评价是非。
统观全书，作者显然是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同时也糅合着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心理，表现了对于导致天 下大乱的昏君贼臣的痛恨，对于创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这也就是《三国志演义》的主旨。
作为明君良臣的主要标志，就是能在政治上行“仁政”，人格上重道德，才能上尚智勇。
自从孟子精心设计出一套“民为邦本”、“仁政王道”的社会政治蓝图之后，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一直为之奋斗不 息，也为广大的百姓向往不已。小说在以蜀为中心，展开三国间的错综复杂的争斗故事时，就把蜀主刘备塑造成一个仁 君的典范。
刘备从桃园结义起，就抱著“上抱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卷之一《祭天地桃园结义》）。一生“仁德及人”， 所到之处，“与民秋毫无犯”，百姓“丰足”，所以“远得人心，近得民望”，受到人们的普遍爱戴。
当他被吕布打败，匹马逃难时，“但到处，（村民）闻刘豫州，皆跪进粗食”（卷之四《吕布败走下邳城》）。
后曹操大举南下，竟有十数万百姓随同刘备赴难，虽然情势万分危急，他亦不肯暂弃百姓。
他爱民，也爱才。待士以诚信宽厚，肝胆相照，故如诸葛亮与五虎将等一代英豪，都能终生相随，君臣间的关系“ 犹鱼之有水也”。这样的举动也是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向往的。
刘备就是作者理想中的“仁德”明君。他手下的大臣也都有“救国救民之心”，如赵云就明确表示过：“方今天下 滔滔，民有倒悬之危。云愿从仁义之主，以安天下。”（卷之二《赵子龙磐河大战》）诸葛亮在临终前，还手书遗表教 后主“清心寡欲，薄己爱民；遵孝道于先君，布仁义于寰海”（卷之二十一《孔明秋风五丈原》。这都寄托着作者仁政 爱民的理想。
与刘备相对照的是，作者又塑造了一个残暴的奸雄曹操。刘备入川时，曾对庞统说：“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 。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耳。”（卷之十二《庞统献策取西川》 ）曹操也是一个“人杰”，小说中王粲就说他“雄略冠时，智谋出众”。有时为了笼络人心，也略施权术，以示有“宽 仁大德之心”，因而能平定北方。但他心灵深处所信奉的人生哲学是“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热情款待 他的呂伯奢一家，竟被他心狠手辣地杀得一个不留。他为报父仇，进攻徐州，所到之处，“尽杀百姓”，“鸡犬不留” 。对部下，更是阴险、残酷，如在与袁紹相持时，日久缺粮，就“借”仓官王垕的头来稳定军心。其他如割发代首、梦 中杀人等等，都表现了他工于权谋、奸诈、残忍、毫无惜民爱民之心。与此相类的，如董卓。袁绍、袁术、曹睿、孙皓 、刘禅等，既无曹操的雄才大略，却似曹操那样轻民、残民，因此必然走向滅亡。如董卓就将“民为邦本”之说视为“乱道”，说：“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他专肆不仁，杀人如麻，闹得“罪恶貫盈，人神共愤”。最后暴尸之时，“百姓过者，手掷董卓之头，至于碎烂”，“城內城外，若老若幼，踴躍欢忻，歌舞于道”（卷之二《王允授计诛董卓》）。这种对于蔑视黎元、残杀无辜的乱臣贼子的愤恨，正反映了民众对于“仁政”的渴慕。
另外一个更现实的原因就是，作者所处的时代正是元末明初，元代本不是汉民族统治的时代，终元一代，民族
矛盾 都非常尖锐，汉民族受到元代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因而“人心思汉”、“恢复汉室”，正是当时汉族人民共同的心愿， 而将这位既是“汉室宗亲”，又能“仁德及人”的刘备树为仁君，奉为正统，是最能迎合大众的接受心理，符合广大民 众的善良愿望的。元末明初的风云际会之时，人们盼望出现一位以匡扶“汉室”为己任，同时具备“仁德”的英雄的出 现，刘备正符合了民众这样的期盼，也反应了作者的心曲。
所以罗贯中在《三国志演义》中将刘备立为正统，而不是本为汉臣的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