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小说《水浒》中的
宋江并不认同，不理解为什么在水浒这样一部反叛的小说里会出现宋江这样一个唯唯诺诺的人物，其实如果我们了解《水浒》这部小说真正的内涵就很好理解宋江这个人物了。
小说虽然写一群聚集梁山的小偷大盗，但其主旨并不是反叛，相反却是“忠义”。小说通过描写梁山好汉们落草为寇的过程，表明了他们是属于官逼民反，所以他们所反对的只是狡诈昏庸的地方官或朝中大臣，而始终没有人要反对皇帝，小说中明确写到他们的目的是要“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绝对不是有朝一日推翻现任政权，登上皇帝的宝座，倒是李逵说过这样的话，但也是作为陪衬，好让宋江反驳他，从而表明自己的心志。梁山好汉们不逊于当朝大臣，他们是一批“全忠仗义”的英雄，只是不能“在朝廷”、“在君侧”、“在干城心腹”，而是“在水浒”罢了。
在这个主旨的前提下，梁山好汉的首脑就决不会是一个彻底的反叛人物，宋江身上所表现的是对主流的回归理想，因此他无时无刻不想到招安，而后也确实被招安了，至于之后的结果却是他始料未及的，也因此从一开始他的言行中就要留下回归的余地。
宋江作为小说中的男主角，他就是忠义的化身。由于他的“义”他坐上了梁山第一把交椅，由于他的“忠”，他又率领他的弟兄们接受了朝廷的招安。他的性格在
矛盾统一的忠和义的主导下曲折的发展，他作为一个县衙小吏，能“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结交天下豪杰，但又有忠君孝亲、安于现状的习性。从“义”字出发，他“担着血海也似干系”救晁盖，也同情他们被逼上梁山，但又认为“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杀惜”后，他辗转避难，就是不想去水泊投奔晁盖，“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他劝人家落草时，也希望人家牢记“如得朝廷招安，……日后但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但与此同时，贪官污吏对他的残酷迫害，逼著他向梁山一步一步靠近。浔阳楼吟反诗，自然地流露了被“冤仇”所郁积的叛逆情绪。从江州法唱的屠刀下被解救出来后，他一方面感激众位豪杰不避凶险，极力相救的“义”，另一方面也深感到“如此犯下大罪，闹了两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再难在常规情況下尽“忠”，于是他表示“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上梁山后，他牢记著九天玄女“替天行道为主，全仗忠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的“法旨”，一再宣称：‘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他坐上第一把交椅后，即把“聚义厅”改成“忠义堂”，进一步明确了梁山队伍“同心合意，同气相从，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的基本路线。就在“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的旗号下，他带领众兄弟惩恶除暴，救困扶危；创造条件，接受招安；征破辽国，平定方腊；直到饮了朝廷药酒，死在旦夕，还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盖棺论定，宋江就是一个“忠义之烈”。
作者主观上塑造了这样一个矛盾而反复无常的宋江形象，一方面使得《水浒》这本书由于与当时主流价值观重合而刊行于世。全传本《水浒传》第五十五回说：“忠为君王恨贼臣，义连兄弟且藏身，不因忠义心如一，安得团圆百八人。”显然，“忠义”中有“为君”而符合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一面，故难怪“士大夫亦不见黜”；另一方面，由于宋江的言行不一，性格懦弱而使后人感到这个人物形象的虚伪狡诈，这也说明了有时候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心理的不一致。后人对宋江多有诟病，宋江这个形象并不符合大众心理，一般的民众在平时循规蹈矩的生活之外总是希望有一种淋漓尽致的反抗。
另外还有一部分学者提出梁山好汉们是农民起义军，
笔者以为不妥，首先，他们并没有推翻现任政权的要求，前已述；其次，他们没有建立完善的组织结果，梁山好汉们围绕在宋江周围是由于敬佩他的“义”，而不是他的组织才干，梁山好汉们也没有体现一种至上而下的组织结构；另外，他们没有相应的法律、经济辅助设施维持其存在；最后，队伍中的人物大多是市民，而非农民，他们的领导尤其是县衙小吏，他们为社会所不容，所以暂时退隐江湖，一旦社会表现出接受他们了，他们又可以随时融入到社会中。他们并不是一群反抗当时政权的起义军，所以也无所谓背叛自己的革命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