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写文章冷冰冰的，不动声色，像科学家在讲道理，不像文学家在写文章。韩文冷峻无情，将一段事例从头到尾娓娓道来，做个旁观者清，也许他已将感情融入叙事当中去了。在这方面柳宗元似乎要有人情味一点，即便是议论文也写得通情达理，不似韩文咄咄逼人，更何况山水小记，更是声情并茂。柳文中还有不少寓言小传，更显出作者的婉转之意，且柳文中的思想特别具有现代意识，如《梓人传》和《种树郭橐驼》，提出的现代管理理念；《封建论》中对历史的客观反思，都堪称独树一帜。可惜柳宗元不如
苏轼豁达，抑郁之情溢于言表。
欧阳修翩翩君子矣，以文章畅达闻名，然观其《与高司谏书》可是与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背道而驰，其骂人的本领也是一等一，痛快淋漓，王溯与之比起来犹如泼妇骂街，既无风度，又无文采。
当时，范仲淹因直言获罪被贬，而谏官高若讷不仅没有挺身而出反而落井下石、诋毁范仲淹。于是，欧阳修给高若讷写了一封信（《与高司谏书》），将高若讷大骂了一通、将高定性为“君子之贼”，甚至让高“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効也。 ”。——高若讷果然对于欧阳修的这个“请求” “一概应允”，将这封信交给了宋真宗。欧阳修也因此被贬到了夷陵。
其文曰：“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悯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之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惭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
“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大抵罪在默默尔”。
欧阳修于苏轼有提拔之恩，苏轼这个
学生却当仁不让，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幸亏欧阳修有先见之明，早就声明：“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并有意识的把将来领导文坛的责任交付给苏轼。苏轼对此心领神会，他后来对门人说：“方今太平之世，文士辈出，要使一时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
苏轼天纵英才，苏辙与其兄相比差一箭之地，老苏更不足论，看苏洵之文，不如直接看战国策论。
同为欧阳修学生的曾巩作风与苏轼大相径庭，曾文中规中矩，终为后世二流文人所效法，可知其为文中于绳墨，有法可依，大不如苏轼作文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苏轼天赋秉异，无所取法，然指出向上一路，平生惟服膺于长公，只是望尘莫及。
尚有可述者，八大家中还有王安石。作为一位政治家，王安石并不看重文章，他只把文章当作谋道手段，不甚在意，然其文亦可观，颇有政坛上雷厉风行的泼辣作风，可惜有些文章中说教太多，不足取，但只要剥去教化一层，其文亦清新可喜，《祭欧阳文忠公文》犹为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