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诗发展繁荣的同时，中国诗歌又出现了一种重要的新形势——词。词于初唐即已在民间和部分文人中间开始创作，中唐词体基本建立，
晚唐以至五代，文人化程度加强，艺术趋于成熟。
晚唐五代衰乱，一般文化学术日形萎弱，但适应女乐声伎的词，在部分地区城市商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却获得了繁衍的机遇，尤其是五代十国，南方形成几个较为安定的割据政权，割据者既无统一全国的实力与雄心，又无励精图治的长远打算，苟且偷安，藉声色和艳词消遣，在西蜀和南唐形成两个词的中心。
西蜀立国较早，收容了不少北方避乱文人。前蜀王衍、后蜀孟旭，皆溺于声色，君臣纵情游乐，词曲艳发，故词坛兴盛也早于南唐。
后蜀赵崇祚，于广政三年编成《花间集》，是最早的文人词总集，它集中代表了词在格律方面的规范化，标志着在文辞、风格、意境上词性特征的进一步确立，以其作为词的集合体与文本范例的性质，奠定了以后词体发展的基础。
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描述西蜀词人的创作情景：
“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艳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
西蜀词所写都是供歌宴酒席演唱的侧艳之词，自然是缛采轻艳，绮靡温丽。花间词把视野完全转向裙裾脂粉，花柳风月，尽管花间词的具体作家之间互有差异，但在总体上有其一致性。
温庭筠在《花间集》中被列为首位，入选作品66首。他是第一个努力作词的人，长期出入秦楼楚馆，“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把词同南朝宫体与北里倡风结合起来，成为花间派的鼻祖。
温词风格并不单一，有一些境界阔达的描写，如“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也有一些较为清新疏朗，甚至通俗明快之作，如“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蘋州。”但就总体而言，温词范围不出闺阁，作品风格多数表现为浓艳细腻，绵密隐约。
西蜀词人韦庄，与温庭筠齐名，韦庄受白居易影响较深，与温庭筠远绍齐梁、近师李贺不同。韦庄有花间词共同的婉媚、柔丽的特征，如“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残月出门时，美人和泪辞”，清丽秀丽，温柔缠绵，即是较为典型的花间作风。
但韦词又常常以其清疏的笔法和显直明朗的抒情，异于温庭筠等人。温词是客观描绘，虽可能时或寓有沦落失意的苦闷，却非常隐约，只是唤起人一种深美的联想而已，韦词则直抒胸臆，显而易见，温词
意象迭出，一两句能包含多层意蕴，韦词则一首词围绕一件事从容展开，温词绵密，韦词疏朗，温词雕饰，韦词自然。
韦词同时又有深婉低回之致，取得相反相成的效果，如《菩萨蛮》其二：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外在径直旷达，而内含曲折悲郁。
《花间集》中其他作家在题材上有的有所扩大，如欧阳炯、李珣等。
南唐词的兴起比西蜀晚，主要词人是元老冯延巳，中主李璟，后主李煜。
南唐君臣沉溺声色与西蜀相类，但文化修养较高，艺术趣味也相应雅一些。所以从花间词到南唐词，风气有明显的转变。
冯延巳词作数量居
五代词人之首，其词虽然仍以相思离别、花柳风月为题材，但已着力表现人物的心境意绪，造成多方面的启示与联想。其时，南唐受周、宋威胁，岌岌可危，冯延巳自身在朋党倾轧中屡遭贬斥。内心有着忧患危苦意识自属难免。他写出这种具有典型性的，由作者整个环境遭遇以及思想性格所造成的心境，给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比起花间词，内涵要广阔得多。
南唐中主李璟，存词仅四首，词中蕴含的忧患意识比冯延巳更深：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珠泪无限恨，倚阑干。
较之冯延巳所表现的恍然自失，更具庄严意味，与李煜后期“林花谢了春红”、“罗矜不耐五更寒”那种悲慨，更为接近了。
李煜，存词30余首。他多才多艺，诗文书画音乐，均有很高的造诣。其词在题材内容上前后期虽有所不同，但无论前期后期，这位“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阅世甚浅的词人，始终保有较为纯真的性格，在词中一任真情倾泻，而较少有理性的节制，他前期词写宫廷享乐生活的感受，对自己的沉迷与陶醉，不加掩饰；后期词写亡国之痛，血泪至情。
南唐词在境界和气象方面做了较大的开拓，而风格上却情致缠绵。冯延巳的《鹊踏枝》（谁道闲情），愁郁之中，屡屡挣扎，而又难以排遣，既为“闲情”所苦，又以无悔的口吻宣称“不辞镜里朱颜瘦”，往复盘旋，委婉尽致。
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以恒久的自然，与短暂无常的人事一次次对比，书写深悲积恨，如陈廷绰所说“呜咽缠绵，满纸血泪”。《乌夜啼》云：“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避实就虚，摄尽凄婉之神。境界较为开阔而又有深厚缠绵的情致，正是南唐词的优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