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面临的不利因素

　　当１７８９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法国人处在以马基雅维利思想武装起来的惯于侵略的邻国的包围之中，还要对付下定决心与他们作对的国王和宫廷，教会又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庞大组织，同原来的社会秩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人极力唆使奥地利和普鲁士进攻刚刚建立起来的法兰西共和国。此外，法国已经是一个财力衰竭的国家，而且因为土地所有权和市场经营情况的改变，法国陷入了经济大混乱。巴黎的人民大众处在极端贫困绝望的边缘，由于巴黎的工业所生产的大都是奢侈品，它的大部分雇工生活依靠的是时髦生活用品的制造，现在，时髦阶层的人士已经逃走，旅游业受到了打击，商业毫无秩序可言，城镇中充满失业和愤怒的人。

　　这些都是客观的难以回避的困难，除此之外，国民议会又给自己制造了许多麻烦。议会没有可以按部就班的遵循的既定程序，当时的人们依然习惯于大呼小叫、打断别人讲话。这种混乱还来自一个为会议旁听者设置的很大的顶楼旁听席。谁能限制自由公民对国家管理的发言权呢？旁听席上挤满了“想看热闹场面”的人们，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准备对楼下的发言人鼓掌支持或起哄阻止。

　　国民议会还做了一件令人费解的事，这极大的削弱了他控制国家事务的权力。他宣布，国民议会的议院不能担任行政大臣之职。这是在效仿美国宪法，在那里每个部的部长都不能同时在立法机关中任职。英国所采用的方法则是所有大臣都是立法机关的成员，必须可以随时随地接受询问并说明他们对法律的解释和处置国事的情况。倘若立法机关是拥有主权的人民的代表，那么可以肯定，部长、大臣们必须同他保持密切的联系。立法和行政的分离在法国走入了误区，立法机关失去了控制权，行政机关丧失了道德的约束。这导致了中央政府的软弱无力，使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公社和城镇事实上成了自治的社会，他们可以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为以后的混乱留下伏笔。

　　倘若能得到国王的真诚支持，而贵族能稍有爱国心的话，那么国民议会，尽管他喋喋不休的旁听席和卢梭主义，尽管他缺乏经验，但法国摸索出一种比较稳定的代议政府形式还是可能的。但是王党只想夺回他们失去了的东西，他们认为绝不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可以弥补他们同极端共和派之间的鸿沟。

　　雅各宾方面，他们是无产的、没有任何拘束的人，他们也因此比任何其他党派更孤立，他们随时随地都会把自由和平等的观念推向逻辑的极端。他们的爱国标准既高尚又严肃，以至于在他们的人道主义热情中也有许多不够人道的东西。他们不遗余力地反对温和派的那种缓和矛盾，让平民维持在正好有点贫困而又稍受尊重、使王室和有产者稍受尊敬的倾向。他们被卢梭主义的教条迷住了眼睛，看不到人生来就是压迫者或被压迫者这个自古存在的真理；认识不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法律、教育和爱的精神才能让人们真正享有幸福和自由。